题记：由文字构成的书法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书法不仅包括书写的笔顺、笔画、字体、字形等，还包括文字构造的法则，即古代的六书。六书法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自从有了六书法则以后，人们识文断字或者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理论体系为基本依据。
有人作过统计，目前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漆器、青铜器、印章以及钱币上能够清晰辨认的文字大约有800余字，包括大篆、小篆、篆隶、汉隶、隶草等字体。这些文字绝大部分与现代文字没有过大差别，易认易懂。但也有少部分文字形状奇特，结构怪异，难以辨识。为了准确识读这部分文字，让我们回到刘贺那个时代，对古代汉字的构造作一个初步的解析。
深入考察海昏侯墓中的文字，首先就要仔细地了解刘贺生前所受到过的教育。汉代的王公贵族教育体系，基本上还是沿袭周王朝的官学制度，要求贵族子弟从八岁开始，一定要通过学习熟练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汉代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中的“六艺”。
这一教育体系是把基础与应用、知识与技能、经验与体验、方法与操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德、智、体、美相互促进，从而培养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其中：
——六乐是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这六套古代乐舞，类似今日的音乐、舞蹈教育。
——五射是指射箭的五种技法，即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衔）、剡注（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臣与君并射，臣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类似今日的竞技体育教育。
——五御是指驾驶马车的技术，包括鸣和鸾（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逐水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过君表（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特定礼仪）、舞交衢（过通道而驱驰自如）、逐禽左（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类似今日的特殊技能教育。
——九数又称术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后来又加上了重差、夕桀、勾股。这些都是计算的技术，类似今日的数学教育。
——六书是指汉字书写和使用的六种规定，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类似今日的语文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六书的概念是西周时期提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并未指明六书的详细的细节内容。直到东汉的许慎编著中国第一部汉字字典《说文解字》时，才对六书作了详细的介绍：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是对六书概念作出的最早解释，后来《汉书》的作者班固又将六书的顺序作了调整，定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属于识字、用字法。在造字法中，象形、指事属于单元造字法，会意、形声属于多元造字法。
六书法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这一法则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世世代代创造、使用汉字的实践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分析、归纳而概括、总结出的理论体系。自从有了六书法则以后，人们识文断字或者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理论体系为基本依据。
那么，海昏侯刘贺对于六书法则掌握的程度如何呢？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证据，我们只可以通过六艺中的其他技能进行整体比对评估。如果昌邑王刘贺从8岁开始有效学习六艺，那么，到19岁应诏赴京典丧，大约学习了12年，相当现在的高中毕业。其中：
“乐”是刘贺的专长。因为在他家里拥有编钟、编磬、琴、瑟、排萧、笙等皇宫中的乐器。抵达长安后，19岁的刘贺“引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还“上前殿，击钟磬……鼓吹歌舞，悉奏众乐。”这说明刘贺具有熟练地驾驭宫廷乐舞的能力和水平，在同辈中是出类拔萃的。
“射”是刘贺的特殊爱好。因为在他的大墓中出土了高档次的漆弩以及40件丹画盾，他乘坐的车上配置专门安放弓弩的承弓器，以便于骑射。大墓中还出土了青铜鎏金投壶，也是用于由射礼演变而来的游戏。这说明刘贺具有五射的雅好。
“御”是刘贺的拿手本领。当昌邑王时他就创造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的纪录。在赶赴长安时，“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抵达长安后，骑马驾车的兴趣有增不减，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召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遊戏掖庭中。”这说明刘贺对于五御的掌握已经十分出众了。
至于其他三艺即礼、数、书，应该不会太差，至少在应知应会的水平上。仅以书来说，在海昏侯墓中出现的各种文字，刘贺应该能够正确地识读、书写和运用。从出土的漆砚、石砚、玉书刀、松烟墨以及签牌上写的“白丸（纨）书帛一匹”判断，刘贺甚至还是一位汉代的书法家。
出现在海昏侯墓中的文字，按照书写的材质可大致分为三大类，即漆书文、简牍文和青铜器铭文。
漆书文，顾名思义，就是书写在漆器上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海昏侯墓中大约可见330字，是近古发现漆器上面书写汉字较多的一次。按照书写的工具，漆书文可大致分为针刻字和笔书字。针刻字接近小篆，而笔书字均为汉隶。
这是在一件漆耳杯底部用针刻的一个“酒”字（图1）。按照六书法则，酒字属于形声字。氵为形，表义；酉为声，表音。而酉本身又是一个象形字，好像古代酿酒用的陶罐。因此，将酉写作一横下的目，好比陶罐的形状。大篆体中有此写法（见《金文篇》）。海昏侯墓中多次出现的酒以及醜字，酉旁都写作一横下的目。
这个杯字也是用针刻在漆耳杯底部的。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会意字，由木＋文＋口组成。木代表这件耳杯是用木胎做出来的；文代表耳杯上面用漆绘有纹饰，古代“文”与“纹”通假；口代表用口喝杯中酒。其实，古代杯的写法还有许多，如杯、盃、桮等，都属于形声字。如杯，木为形，表义；不为声，表音。盃，皿为形，表义；不为声，表音。桮，木为形，表义；否为声，表音。它们共同构成了典型的异体字。
这是在一件漆碗底部用针刻的一个“椀”字（图2），全文为“绪银椀十枝”。绪银，指的是扣银，也写作釦银。椀，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形声字，木为形，表义；宛为声，表音。椀表示这个碗是用木胎做成的。其实，古代碗字有多种写法（图3），它们的本义是指一种盛食品用的敞口圆形器皿。其中第二种写法石为形，表义；宛为声，表音，表示它是由石头做成的。第三种写法皿为形，表义；宛为声，表音，表示它属于一种盛食物的器皿。第四种写法瓦为形，表义；宛为声，表音，表示它是由与瓦一样的陶做成的。这样就把不一样的材质做成的碗区分得清清楚楚，说明了汉字的精确性。
这个枝字也是出现在漆碗底部的针刻字，显然是个量词。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假借字，与现代量词“只”字通假。有人识读此字为“枚”字，也属于量词。这种看法不够准确。因为六书中的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枝与只可以算作“依声”，而与枚的发声与拼音相去甚远，就不能算作“依声”了。
这是在一件漆木笥上的笔书字——髹（图4）。髹的意思是用涂漆的方法装饰器物。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会意字。
左边的“镸”代表很长的鬃毛，右边的“桼”代表从树上流下来的木汁，也就是漆，合起来的意思是用长鬃毛沾上漆对器物进行髹饰。后来镸旁加彡演变为髟，仍然代表长鬃毛。髹也可以写作髤，属于形声字，木为形，髟为声。
这也是出现在木笥上的笔书字——漆，与现代汉字的写法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细看右边“桼”的上部是篆书木字的变体，下部似木更似氺。按照六书法则，漆是一个形声字，氵为形，表义；桼为声，表音。其实，“桼”是漆的本字，它是一个象形字，表示从树上流下来的木汁，即为漆的原料。
此字现在写作笥。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形声字，艹为形，表义；司为声，表音。指用竹草做成的、用来盛放东西的器物。因为古代的笥可以用竹子做，也可以用草编做，因此能写作竹头也可以写作艹头。不过，海昏侯墓中的木笥，绝大多数都是用木头做成的。
此字念yuè（音月）。按照六书法则，是个假借字，本字为龠，在《说文解字》中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首。龠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像一个人在吹编管做成的乐器，是用来调谐众乐声的主乐器。龠在古代也是最小的一种量器单位，起源于黄钟律管。1200粒黍可以装满一律管，便是一龠。《汉书·律历志》说，“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经测算，汉代的一龠为现代的10毫升，一合为20毫升，一升为200毫升，一斗为2000毫升，一斛为20000毫升。如果按照漆书文所说，髹木笥一合（盒），用掉漆一斗一升六龠，就等于现在的2260毫升，可以装满4～5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这一批就制造了30合（盒），用掉相当于130多瓶矿泉水的油漆，消耗量相当大。
此字为丹。按照六书法则，属于合体象形字。其字的外部像矿井中析沙的工具，中间一点像淘出来的丹沙，合在一起，本义是指用作颜料的红色朱砂。
此字为猶，现代的简体字为“犹”。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个形声字，犭为形，表义；酋为声，表音。酋的下部为酉，写作一横下的目，与酒字的写法相同。猶在这里变为假借字，本字为油。木笥中所说的“丹猶”，就是指掺有朱砂的红色油漆。
此字为布，与现代写法差距很大。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个形声字，巾为形，表义；父为声，表音。本义是指麻、葛等制成的织物。我国古代布的出现晚于丝，而且比丝绸粗糙，是贫苦大众穿的衣料，因此那时把老百姓称为布衣。布字后来不断演变，特别是父头变化为一横一撇，简化了（图5）。
简牍文是指写在竹简、木牍、名谒、签牌等材质上的文字，有的是用黑墨书写上去的，有的是用黑漆书写上去的。海昏侯墓中的简牍文目前可见大约有377字，全部为汉隶，其中还出现了隶草。相信随简牍文字的进一步清理和识读，将会有更多的文字公之于众。
此字出现在刘贺写给远在长安的皇太后的名谒上，全文是“妾待昧死再拜上书大后陛下（图8）。”在其余名谒上，陛字的写法基本如此。按照六书法则，陛是一个形声字，阝（阜）为形，表义；坒为声，表音。本义是指登高的阶梯，又特指宫殿的台阶。而“坒”上的“比”为什么写作一撇加一土呢？原来，“比”字从篆书到隶书有一个演变过程（图9），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字形，而且减少了笔画。
在另外两件名谒上，出现了汉宣帝的年号：元康四年（图10）。其中，康字的写法与现在不同。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上部的庚，字的形状有点像有耳可摇的乐器，庚下的几个点表示摇动乐器发出的声音。庚兼表声。本义是安乐、平安、丰富、充足。而将康的下面写成米，既代表了安乐，又代表了富足。
此字为“丸”字，多次出现在木笥的签牌上（图11）。签牌也叫遣册，上面写着木笥中盛放的各种物品，相当于现在的清单。按照六书法则，丸字本身为会意字，字的形状与仄相反，仄指有角，不平；丸指无角，圆的。本义指圆体，倾侧圆转无碍的东西。而签牌上的这个丸字，是个假借字，本字为纨，是一种高档次的丝织物。
此字出现在同一签牌上。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形声字，氵为形，肙为声。本义指细小的流水。而在这件签牌上，却是个假借字，本字为绢，指用生丝织成的一种丝织品，非常细密。汉代时以纺织为代表的手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各地出现了几十种新的丝织品，纨和绢就在其中。由于没合适的字来命名，因此假借丸、涓等字应对。时间一长，纨和绢就演变成为正式的表示丝织品文字。
此字与丸出现在同一个签牌上，写作襌衣。有人将此字认作禅，认为是禅衣，这是完全错误的。禅是礻旁，念chán；而襌是衤旁，念dān。按照六书法则，襌是形声字，衤为形，表义；单为声，表音。本义是指单层的衣服。现在，襌衣的“襌”字已经完全被“单”取代了。
这个南字在竹简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多次出现，写法完全一致（图12）。按照六书法则，南在篆书中是个形声字，木为形，表义；干上两点为声，表音。本义是草木在南方往往枝繁叶茂，因此用作方位名，指与北方相对的南方。然而在海昏侯墓中为什么写作三横一竖呢？这也是从篆书演化而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适应隶书比篆书稍扁的特点。不过，这种写法很快就被淘汰了。
目前所见海昏侯墓中的青铜器铭文，包括各种器皿、编钟、铜镜、印章、钱币等，大约有137字，除了个别是浇铸上去的，大部分都是刻上去的。字体以篆隶体为主，只有个别字是大篆体的。
此字为大篆体，出现在刘贺珍藏的西周青铜提梁卣底座的铭文上（图18），共有四字：子畯（jùn，音俊）父乙。完全是西周时期的文字。子畯是人名，姓子名畯。子姓是商王族中的一部，因此子畯也可能指商遗旧族或商遗方国；“父乙”是祭祀的祖先和日期。父指奴隶主，乙指一旬中的第二天。畯从大篆到小篆再到楷书，字形变化较大（图19）。按照六书法则，畯是一个形声字，田为形，表义；夋（qūn,音囷）为声，表音。专指古代掌农事的官。
此字出现在“昌邑籍田鼎”的铭文上（图20）。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形声字，竹为形，表义；耤（jí，音及）为声，表音。本义是指户口册，也指名册。用在这里是个通假字，本字为藉。藉田，是指古代帝王在开春伊始亲身耕种的田地，收获用以奉祀宗庙，且寓鼓励农耕之义。《礼记·祭仪》中说：“天子为藉田千亩。”
“昌邑籍田鼎”的铭文共十五字，字形呈扁、方，属于汉代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一种字体。其中的鼎字非常奇特，在大篆体和小篆体中都查不到这种写法。按照六书法则，这是一个象形字，属于独体造字法。早期篆书的鼎字，写成状似有耳有足且大腹的样子，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有三足两耳一腹（图21）。
鼎的本义是指古代烹煮用的器物，是宗庙祭祀时用的一种礼器。“昌邑籍田鼎”上的鼎字，抓住了鼎最重要的特征，下面三竖代表三足，而三足之间两侧的彳为双耳，大腹放在最上面，里面一横代表祭祀之物，如一捆束肉。因此，这个鼎字不难辨认。可惜后世不见这种相对简单的写法。
六书法则是汉字构造的最早规范，是我国文字史上的一个重大创见，它深刻地影响了汉字三千多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深入解析海昏侯墓中出现的各种汉字构造，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六书法则的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汉代的文字规范化形成了一种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各国的文字并不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次使用国家行政的强制力量大范围全面实施“书同文”，当时是以李斯创造的小篆体作为统一的规范。但是在秦朝统治的15年中，这种统一规范的势态并不稳固，特别是在大力推行小篆体的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易写易认易学、深受大众欢迎的隶书，汉字结构出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动荡。汉承秦制，汉代的建立并没有中断“书同文”的步伐。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的120年间，在小篆体作为官方通用文字的同时，规范化的隶书也逐步通行于全国，并且从民间走向官方，也为皇家贵族所使用。海昏侯刘贺写给皇帝和太后名谒上的字迹，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当时的隶变是比今天的简化字更为彻底的改革，同时开创了汉字与偏旁形体不一的先河。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隶书称为汉隶。此外，东汉后期出现了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汉隶的代表作，出现了系统阐述六书法则的许慎、班固等一批研究文字的学者，还出现了楷书、行书和草书，从此汉字在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蒸蒸日上，一方面更加规范化。由于汉字的形体和结构是汉朝才定型的，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中国的文字被称之为“汉字”。
第二，汉字结构规范化的理论基础，始终是六书法则。深入解析海昏侯墓中的汉字构造，更加验证了六书法则的正确性、科学性、普遍性和适用性。六书法则这一理论体系，到汉代时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如今达到三千多年。可以说，六书法则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系，是一种活着的、开放的、具有张力的汉字理论。它不仅包括造字理论、识字理论，还包括解字理论、用字理论；不仅包括扩容机制、淘汰机制，还包括容错机制、纠错机制。以扩容机制来说，18世纪中叶，自从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并发明元素周期表以后，中国学者立即把上百个元素用新的汉字准确命名，仅镧系元素就包括镧、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等15字，比起外国人的拼音，每个汉字不仅做到了精准地表音，还多出了表义的成分。以容错机制来说，假借字其实在某一些程度上就是现在的错别字，但六书法则允许它们的合理存在，有的假字借用多了成为本字，也有的本字借用多了成为假字，通假现象在汉字中比比皆是。这不仅符合汉字在大范围内使用的一般规律，也符合通过容错、纠错机制使汉字在实践的检验中更规范的发展规律。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着手进行的文字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量大范围全面实施的汉字规范化，是完全成功的一次文字改革。经过五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广泛论证，国务院于1956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到1964年共简化汉字2235个，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这次文字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在简体字中严格遵循了六书法则，全部符合汉字3000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发布，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这一法令承前启后，关照两岸，协调八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中国文字史上书写下重要的一页，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文化核心。现在大陆使用简体字，而港澳台地区使用繁体字。表面看，大陆一些青少年只认简体字而不认繁体字，港澳台地区一些青少年只认繁体字而不认简体字。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无论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它们的构造理论都是以六书法则为根本依据，都是按照六书法则打造出来的中国文字。六书法则是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永远无法割断的血脉。只要弄懂了六书法则，无论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都容易正确地去辨认、识读和使用。因此，在大、中、小学文科教育中大力加强对六书法则的教学和应用，就能有效地跨越繁体字和简体字这道门坎，沟通民族文化的血脉。将来，大陆青少年擅长写简认繁，而港澳台地区青少年擅长写繁认简，繁简辉映，相得益彰，殊途同归。凡是中华儿女都能毫无障碍地阅读古籍文献、碑刻善本、各地图书，必能起到弘扬民间传统文化，促进祖国统一进程的作用。
汉字是世界上最稳定、最精确、最优美、最有生命力的文字，经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最大的奥妙就在于贯穿其中的六书法则。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快速的提升，对外交往逐步扩大，社会生活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进而需要创造新的汉字准确地概括和表达各种新生事物，从而使汉字以及汉语所能反映的社会生活更精准、更为丰富、也更加形象。因此，要进一步确立六书法则在汉字构造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使造字、用字能够古今衔接、鉴往知来、科学规范，迅速被亿万人接受和掌握，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金文编（容庚）》《辞海》《辞源》《金石大字典》《古代汉语字典》《汉代铜器铭文研究（徐正考）》《考古2016·7》《文物2018·11》；《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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